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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陈忠实和《白鹿原》******

　　中新社记者 张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经出版便博得一片喝采。评论家称其是“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书店老板们炒买炒卖忙得不亦乐乎；作家本人则虔诚地去完成无数次签名任务，有位读者竟用三轮车一次给拉来了200多部等待签名的书。

　　51岁的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务过农，当过乡村教师，做过基层干部，现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此前出版过中短片小说集《乡村》、《初夏》、《到老白杨树后边去》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陈忠实忠实地写作，忠实地做人。他认认真真地告诉记者，因为家贫，他初中一年级曾被迫辍学，后来是在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帮助下才重新返回课堂的，如其不然，他很自然地会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拉牛种地的农民。所以他真诚地热爱新中国。

　　这位瘦瘦高高的陕西作家，刀削斧刻般的脸上，皱纹密布，沟壑纵横，使人从中很容易读到他小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对生活的沧桑感和洞察力。尤其令人难忘的却是他的笑，天真、憨厚、无邪，只有对历史和人生悟到一定份上的人才会笑得这样纯。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陈忠实回忆，进入44岁那一年，他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自谓从初中二年级起就迷恋文学，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部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因此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那时他便为日后留下了一句常被文坛人士提起的豪言：“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无巧不成书。不久前，山东某乡镇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读罢《白鹿原》后致信作家，希望将来临死之际能头枕着这部著作。

　　“长篇写作，是一种最孤苦伶仃也最诚实的劳动。”当《白鹿原》的大命题逐渐清晰之后，陈忠实曾专门花费半年，阅读西安周围三个县几尺高的县志，地方中共党史和文史资料，并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仅摘、录的资料就达30多万字。

　　陈忠实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偏僻的乡村度过的。他说：“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的工程。”从1988年4月搭笔，到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封笔，历时近四个年头。其中，草稿和复稿中的近百万字都是在其祖居的乡村的家里完成的。那个村子因为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电视机只能当做收音机听“新闻联播”；村外有七八里土石路通长途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村里便没有人出门了。

　　陈忠实说，为了走过那段庞大、复杂、凝重的思维过程，他“抽雪茄，饮酽茶，扣秦腔，喝西凤酒，全是强烈型的刺激。从这些习惯看简直像个秦腔老艺人。”

　　洋洋五十万言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舞台，以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为主线，演出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剧。作品中那些“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的人们，感人肺腑。

　　今年6月，《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版1.5万册在一周内售空。截至8月份已印刷了4次，共26万册，再次出现炒卖现象。西安、兰州、成都、北京等地都出现盗版。来自不久前西安一次为期10天的大型书市上的消息说，书市上最畅销的是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次便是《白鹿原》。

　　美国、台湾等地的出版商也表达了出版该书的意向。香港天地出版社也将于近日出版《白鹿原》。

　　陈忠实告诉记者，创作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5年前那段时间的生命体现，已在《白鹿原》中得到较充分的宣泄。因此，他无意再写该书的续篇。但今后他将以长篇创作为主。

　　(中新社西安1993年11月19日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